南陈建康城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已经完全走出了战乱的阴霾，再次变得繁荣热闹起来。
城东青溪两侧兴建起了众多的华宅豪邸，大桁以南长干里民居鳞次栉比，沿淮市肆人声鼎沸，车马舟船往来络绎不绝。
建康城的元气恢复固然是由于战乱结束后秩序的重建与生产的恢复，同时也与大江南北的交流互动密切相关。否则单凭如今江东历经动乱之后的人事基础，怕是远不足以重新恢复活力。
尤其是自大江上游荆襄地区沿江输送下来的丰富商品，极大的满足了建康士民的日常需求，甚至通过南北互市获得的商品已经可以向三吴地区外溢输送。
须知建康在侯景之乱当中受创颇深、之后又屡经动荡，生产秩序与规模甚至一度荡然无存，但是三吴地区相对而言受创就比较小，特别是一些拥有众多乡曲丁壮保护的大庄园所受影响要更加轻微。
所以在南陈立国的初期，建康地区虽然仍是政治中心，但本身却几乎没有什么生产自足的能力，相当一部分日常需求都需要来自三吴地区的物资补给，沟通三吴的漕运是否通畅，直接影响到了建康城中的谷米时价。
作为南陈政治中心的建康地区，在其内部经济活动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这也使得建康对周边地方的控制力比较有限。毕竟只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员和物资的流入，才能掌握更多的资源。
陈主陈昌继位之后，便不是一个强势君主的姿态，在内得不到宗室和元老大臣们的支持，在外则还需要仰仗北方政权的扶助，其处境较之一个傀儡还要更加尴尬。毕竟傀儡只要安分守己，就能暂保处境的安稳，陈昌面对内外诸种变数和挑战，却还需要自己硬着头皮顶上去，偏偏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问题。
之前临川王陈蒨被放逐出京的时候，便不乏朝士和将领们宁可放弃朝中的官位，都要追随陈蒨前往吴兴，足见陈昌这个朝廷对于南朝时流有多么欠缺震慑力与号召力。
可是近年来这一情况却在逐渐扭转，尤其是建康城的民生经济在与江北商贸交易的过程中持续好转，更一举扭转了其在国内经济环境当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之前三吴税米不至，京中士民便要面临无米下炊的窘迫境地。可是如今来自上游的谷米不只足量管饱，甚至价格还比来自三吴的价格要更加低廉。
除了基本的衣食必需品之外，来自山南荆襄等地的其他商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也都远比三吴地区更高，而且获取的方式也更加的便捷。
这对生活在建康城的士民而言自然是极大的便捷，不只生活需求能够完全得到满足，生活成本也大幅度降低，甚至还可以依托这一份商贸的便利来获取利益。
但是对三吴之地的民众来说，与江北商贸的密切往来就不那么让人感觉愉快了，甚至还让人厌烦并心生抵触。
这是因为三吴地区多有占地广阔的大庄园，这些大庄园中又进行着各种高经济属性的生产，诸如种植瓜果、茶叶、姜桂、药材等作物，以及各种手工生产。这些产品自身能够消化的比例并不高，往往都需要到建康地区去销售变现。
可是如今有着大量物美价廉的新商品源源不断的从大江上游涌来，而且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是三吴地区这些大庄园难以生产的。
三吴地区的物产在建康的市场上不再占据强势地位，但是本身的需求又大幅度增加，这就使得他们丧失了各类产品的定价权，不只不能再从建康市场上攫取到可观的财富，自身的财富资源反而还在源源不断的外流，这自然就让许多三吴豪强心生不快。
南陈政权建立的时间较短，本身并没有积累起多么可观的政权凝聚力，之所以能够维系其统治，主要便来自于南朝政权多年以来分治江东的一个人事惯性，还有就是相同的利益诉求。尤其是后者，在一个群体当中更是有着超越其他各种因素的永恒意义。
所以如今的南陈内部也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形成了新的秩序局面，一方是以陈主陈昌为核心的建康亲唐派，另一方则就是三吴本土豪强所组成的仍然希望维持南朝统治局面的江东本土派，而这一派又以临川王陈蒨与其他一些开国元勋们为其核心人物。
这两方人物最重要的分歧就是以怎样的态度与与大唐进行互动，一方自然是亲近依附，另一方则就想要谋求更多方面的独立与自主。
如果说本土派之前的诉求还比较模糊，或者说不现实，毕竟南陈立国以来便先天不足，国力上的巨大差距和边防上的严峻形势都让他们难以在关中政权面前保持独立且有尊严的姿态，那么如今他们的诉求就更加明确，那就是关闭互市，或者说起码要限制一下江北商品的倾销规模，否则江东民财将尽为所夺矣！
毫无疑问，这种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产生的矛盾要更加的激烈，双方都是要尽量的想方设法来达成各自的意图。像是如今陈蒨所坐镇的震州吴兴，基本上对于建康朝廷的命令就处于一种拒不受命的状态，而吴兴的态度又直接影响了三吴其他地区对于建康朝廷也是比较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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