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南直隶巡按甘士价提出要对官绅优免核查限额，人后礼部尚书陆树声就立刻强烈反对，还睁眼说瞎话，说什么“往往田多则累重，亦不必为限制也”。这种话都说得出口，由此可见，为了能全额优免，那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
事实上，到万历年间，土地兼并严重，而官绅又想全免，收不上赋税，全都压到了普通老百姓身上，因此民间动『荡』，已经到了必须要整顿官绅优免的地步了。如果不整顿的话，就如同历史上一般，大明朝破产玩完。
因此，就有官员提出了官绅优免要严格按照律法来，这其中，甘士价是一个；虽然他被反对了，因为是代表皇帝的巡按，倒也还好，只是被喷了口水。至于地方官，就没那么好运了。
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令朱国桢看到官绅免役，安坐自如，乡民应役，朝充夕破的不均之弊，就也提出了官绅除优免田之外，必须要服役。百姓对此非常欢迎，甚至大书“均田便民”四个大字，贴得到处都是，以此来表达拥护之意。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些官绅世家联合起来，纠结家丁仆从千余人，直接闯进官衙，要捉拿朱国桢，还烧了朱宅。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申时行，钱龙锡等人，也都用各种理由反对优免之外的均田均役。
除此之外，大明律法规定，官绅去世之后，可以继续优免三年；但是，现实是三年之后，还往往一直优免，这吃进去的好处，让他们吐出来，不要太难。
由此种种，经历了两百多年的积累，等到崇祯朝的时候，就只是这方面的弊端，就可知一二了；也因此，这奏章所写得内容，就吓到了张溥和吴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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