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城内，甘相公还是那一国之首相，钱庄之事已然开始，汇兑从大城池开始，北到大名府真定府太原府河间府，南到江南苏杭扬州，最南到泉州广州，西到成都府，西北自然要到京兆府（长安）秦州延州，黄河一线洛阳等地，京畿应天府。
这些是主要的分部网络，建成也快，人手暂时勉强够用。汇兑凭据用存折，其实名称无所谓，存折交子银票是一回事，存折的防伪有交子那一套，繁琐的印刷程序，固定密码防伪，以及编一套密码本来做临时密码的防伪。
汇兑的过程其实简单，一笔钱从汴梁汇到成都，就需要从汴梁开一个存折，商户把存折送到成都，凭借这个存折就能在成都的钱庄取出钱了，不取也行，重新再在成都的钱庄开一个新户头的新存折，就可以再到外地汇兑了。买卖双方的钱财交接，可以直接在钱庄里进行。
如此，商业活动就简单了许多。钱庄，一方面就是用来促进商业发展的。
此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吸纳储蓄，京华时报这个广告平台，每天变着花样来宣传这件事情，为了更好的宣传，连三司都开始往钱庄里存钱了，许多资金来往也在钱庄里进行。
外地城市，比如杭州成都等地，钱庄也开始了前期的募股活动，只要全国各地的大商户都入股了钱庄，钱庄自然而然就会深入进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业活动里去，甘奇手握百分之六十的股份，有一部分就是给外地大商户准备的，随时可以转让。但是这转让的价格就会成倍数增长了。起初是A轮融资，价格便宜，接着B轮C轮就得溢价，最后还可以上市大规模融资（IPO）。
单一的公司公开大规模发行股票，在大宋朝也是可行的。这玩意荷兰人1600年就能干成，在大宋朝自然也不在话下。反正就是钱庄里的钱越多越好。只要钱越多，汇兑的成本就越低（因为就不用真的把钱到处运来运去了），借贷规模就越大。
如今钱庄最大的储户就是甘奇，或者说是甘奇麾下的几处产业，彩票与相扑场两处，就存了三百多万贯进去，第二大储户是皇帝，存进去了七十万贯。其他大储户自然就是各处的商户，多则一两万贯，少则几千贯，都是在试试水。
甘霸最近也有差事，那就是组建镖局，镖局的主要业务就是给各地钱庄提供安保服务。这事情甘霸去做最好不过了，汴梁城的街面人物茂哥儿，如今已经就是四海钱庄本部的安保主事了，麾下几十号汉子，每天还像模像样操练着。
与这些事情同步进行的就是开战借贷业务，初步以抵押借款为主，借款利率很低，远比九出十三归要低很多，月利息只在千分之五左右，年利息在百分之六。但是这也比储蓄的利息高了三倍。利润就是这么来的。
钱庄第一个借贷大客户就是三司衙门，也就是朝廷。
三司衙门向四海钱庄借了一笔三百万贯的巨款，主要用来支付京畿禁军的裁撤遣散费用，待得南方秋粮税收上来了，再予以偿还。
这些事情也就都运转起来了。朝廷也不缺钱了，钱庄也活了，里里外外都让甘奇盘活了。
这两桩大事一了，甘奇只感觉浑身轻松，干活的王安石忙得是家都不回，甘奇反倒轻松起来，还抽空到潘家酒楼赴了一场宴席。
新皇帝心情也是大好，原因许多，从仁宗皇帝到英宗皇帝都没办成的三冗问题，他上台就给解决了一半，这还不说，他还给皇家给自己赚钱了，如今皇城之内的吃喝用度终于可以放开一些手脚了，只待年底，从彩票与钱庄就能分来几十万贯的钱，皇宫之内再怎么造，也够花了，该修的园子修，该进的布匹进，该吃的山珍海味敞开吃。
朝堂之上，不免也有许多人有落寞之感，比如富弼，每天无所事事，就看着甘奇带着一帮人忙前忙后。每天上朝，就听得禀报，这事也办成了，那事也办成了。听得富弼每天都觉得莫名有些憋屈。
这东西就怕比，富弼在位多少年了？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成了的事情都是甘奇办的，如今甘奇上台了，什么都手到擒来，这真不是滋味。
富弼也开始弹劾起了甘奇，罪名就是盘剥百姓，以权谋私。理由也很简单，盘剥嘛，汇兑的手续费不就是盘剥？以权谋私？借钱给国家还收利息，这不是以权谋私是什么？
这事情还真有人支持富弼，比如司马光，就支持富弼，觉得富弼说得有道理。司马光自己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也是他在历史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论据。
这个论点是这样的：天下每年出产的钱粮是有限的，如今皇帝越赚越多，钱庄也赚钱，他们这些钱多出来了，那一定是有地方少了，谁少钱了？那自然就是百姓。与民争利，那就是不对，宰相怎么能这么做呢？
他反对王安石变法，也是这个道理，天下钱粮出产是定数，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官府赚钱了，那百姓就少前了。朝廷怎么能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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