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连这样的存在都纳入官资之中进行铨授，那选法的标准就遭到破坏了。如此官资的含金量完全无从体现，难免会遭到鱼目混珠的讥讽，甚至还不如摆明了走后门的斜封官。
哪怕身为帝王，也有绕不开的规矩，制度之所存在，意义不只在于能否切实执行，更在于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是非标准。
这里面也有一个比较显着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刘祎之。
刘祎之北门学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却在武周革命前夕因为反对武则天称制而遭到杀害，临死之前还要说上一句“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人的身份立场不同，所秉承的坚持便不同。刘祎之北门得幸，高居宰执后便要维护中书、门下的制度。虽然最终难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杀，而非确有其罪。
李潼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设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与群臣的反对，一则是勾院所处理的乃是旧体制不能处理的新问题，二则此事的确迫在眉睫、事关重大。
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现两三个犯言直谏的人，甚至就连朱敬则这个坚持原则的宪台长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进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没有切实需求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必要过度残害原本就已经存在且尚能运行的系统。
无论枢密院，还是新设的勾院，李潼主要的意图还不是设立新的机构，而是给朝廷灌输一种理念，那就是遇事置院、连署办公，绕开原本程事繁琐的刻碎治事，削减行政的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
至于院这种新的行政单位究竟要设置多少，不必刻意的去追求，遇事则置，大臣领衔，事了则罢，悉归本署。只有遇到了频繁产生的相同事务需要反复设院，才最终考虑作为常设的机构保留下来。
眼下中枢制度还需要进行调整，所以院的设置与罢除以及相关事员的任命，自然掌握在李潼这个圣人手中。未来中枢调整稳定下来，可以渐渐的分拨给政事堂。
早朝结束之后，圣驾回返内朝，并在内朝延英殿召见诸宰相并台省官长们，继续商讨事务。
这种情形，又可以引申出一个中晚唐比较重要的决策制度，那就是延英奏对。
中晚唐时期，地方藩镇割据，中央权力衰弱，皇帝又常受太监挟持，政事堂作为国家政令最高决策机构早已经名存实亡。皇帝便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并大臣，商讨并决策国务政令。
其实这种形式早已存在，早在高宗时期开始，便常常在延英殿召见宰相议事。废王立武过程中，褚遂良激烈反对废后而触怒武则天，暴喝“何不扑杀此獠”，就发生在这一场景中。
皇帝之所以不在外朝召见臣员、或是参与政事堂会议，要么是威望不足，对朝政情况失于完全的把控，要么是要做的事情不符合朝论舆情，自然不会去外朝堂与政事堂这些朝臣们的主场。
李潼的情况自不属于这两种，他是权威太足，所以懒于追求形式，延英殿地处内朝，讲完事情抬腿就能回家，去了政事堂还有各种繁琐规定。不在自己主场，终究不够舒服随意。
当然想摆这种谱，也要臣下们给面子。像是去年拜相不久的张仁愿，李潼备好餐食都请不来。不过现在张仁愿就乖巧多了，到现在看见烤肉还犯恶心。
不说延英殿的奏对情形，外朝群臣在散朝之后，仍然没有从设立勾院的震撼中摆脱出来。特别那些相关诸司官员们，他们的衙堂都已经被封锁，已经是无处可去，算是提前放了年假。
但早放假却谈不上多高兴，朝廷突然来上这么一手，搞得他们措手不及，许多事务收尾还没有完成。
特别一些本就不甚干净的官员们，这会儿更是忧心忡忡，担心被查出来问题所在，又搞不清楚朝廷此番勾检追惩力度的大小，心内自是愁肠百结、五味杂陈。
作为光禄少卿的李隆基，这会儿也是不免忧虑。光禄寺虽然不属于纯正的财司，但这届世博会负责筹办食园，也是涉事颇深。而且光禄寺本司日常职事所涉物料出入便数量可观，同样也属于今次勾检的范围中。
李隆基新任官长，加上心中颇具危机感，倒没有借着今次职务之便大肆营张私利。但为了讨好姑母太平公主，也进行了一点违规的操作，下员王仁皎借着这股东风，也抽取了几千缗资货。
这些问题总得来说不算太大，如此大宗的钱事出入，经受者可以说都是两手沾油。
跟其他人相比，李隆基甚至可以说是清白，单他自己所知同为长官的曹国公李备便从良酝署捣腾出近千瓮的酒水、着家奴当园售卖，在折耗一项中增添了上万缗的数额。至于更多别项，则就不可尽知了。
跟一些贪鄙成性的臣员相比，李隆基志向更加雄大，是不愿因为区区钱财事项玷污自身。但他在此浊世，终究也难保绝对的清白，所以退朝之后也是怅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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