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封建时代腐朽的东西，不要纠结了，我这个来自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国家的人，建议大家还是一起听听不在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朋友介绍一下他们那里的阶级斗争吧”，美国的左尔格笑着打圆场道。
王月生向过来给几位添新茶、顺便查看拌嘴缘由的劳拉点头致谢，继续说道，“从两千多年前中国第一个皇帝建立了统一的帝国后，作为帝国底层的农民阶级便开始了系统地、集中性地、大规模甚至毁灭性地反抗上层统治者的斗争。
这种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起义，而不是欧洲历史上常见的暴乱，原因就是这种斗争经常性地伴随着一个崇高的革命性的理想和口号，举义而起，所以叫起义。讽刺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指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就爆发在第一个皇帝建立帝国的第12年，而点燃这次革命火种的恰恰是刚才海因德曼先生所说的苦力。当然，海因德曼先生当时还用了个定语“未开化的”。实际上，这群被帝国征召到边境去劳作的苦力喊出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No crown is divine! （没有王冠是神授的！）”几个人被这个王月生对这句口号的英语翻译震惊了，以至于还有二人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母语重新解读了一下这句口号：
“Les titres ne font pas le sang! （头衔不构成血脉！）”，拉法格；
“Adel ist kein Geburtsrecht! （贵族非与生俱来之权！）”，李卜克内西；
左尔格则喃喃道，“真不敢想象，两千年前的中国底层人士敢于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呐喊”。
海因德曼则将放在身旁的圆顶礼帽拿起，戴到头上又摘下，做了个致敬的动作，说，“虽然他们没有直击自己成为苦力的真正原因是阶级压迫而非血统，但能在两千年前敢于反抗自身的命运、并质疑蓝血们（指贵族血统）的权利基础（指西方长期信奉的君权神授理念），这批勇者绝非未开化，反而是灵魂高尚的人，我收回刚才对中国劳动阶层的判断”。
左尔格伸手，“亨利（海因德曼的名字），这是你背叛自己阶级最远的一次（海因德曼出身于富裕的商人世家）”，海因德曼苦笑着伸出手来与左尔格相握。
王月生继续道，“这次起义推翻了中国第一个帝国政权，最终由底层自由民团体建立了新政府。但想必大家都可以理解，按照我们共同信仰的理论，在那个生产力的时代，无论是欧洲还是远东，都不可能产生新型的生产关系，并在其基础上建立革命性的政权。
但是，农民阶级对于剥削阶级的压迫的反抗贯穿了中国历史至今，而且随着阶级斗争思想的萌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了模糊的阶级斗争理念，并提炼出了起义的口号。
比如，在英格兰阿尔弗雷德大帝抵抗维京人，初步统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时，中国的起义者（指唐末黄巢起义）喊出的是“天补均平”；
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三世推行“帝国教会体制”的时期，中国的起义者（指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
而欧洲三十年战争时代的中期，中国的起义者（指明末李自成）喊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
而刚刚在20年前结束的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农民起义持续了14年，战争波及面积相当于英法德意四国的全部领土，因战争原因直接死亡的人口总数相当于现如今英国加德国的总人口，甚至还要再加上西班牙（5500-7000万），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很理想主义的口号，但并不科学。而且他们最后失败了，不是吗？” 海因德曼已从最初的激情澎湃逐步恢复到英国老男人式的矜持。
“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革命的本质和目标，但是他们正在试图触及所有制和财富分配这个社会运行的核心”，拉法格始终有着法国人对革命的热情。
“这些勇敢的起义者的目标与正确的理论之间的隔膜，虽然从隔膜这边看起来一捅就破，但是在隔膜的那边，还要无数次地探索，甚至他们还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捅”，李卜克内西似乎一直有德国人的思辨与理性。
“似乎这些起义者中有人看到了方向，不是吗？”，左尔格意味深长地看着王月生，其他几人也不约而同地转向了这边。
“革命的人民需要革命理论的指导。中国的革命不能再这样低水平重复进行了，尤其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了这样的革命理论的情况下。不去主动学习革命的理论，并接受革命理论的指导，就是对革命的人民的犯罪，”，王月生道。
“革命不是进步的唯一选择，法国革命已经死了很多人，中国，像您说的那样，更是刚刚死了好几个法国的人口，你是那个太平天国的后代？”海因德曼问。
“或许我知道你的来历，在夏威夷有一个中国人也在鼓吹推翻现在的中国政府”，左尔格说。
“不妨我们直接问问这位朋友，你们来这里想要学什么，学习怎么革命？”拉法格问。
王月生，“首先，我不是太平天国的后代。其次，左尔格先生说的那位在美国活动的中国革命者，会是我的战友，但目前我们并不相识，并且各自努力的方向不同。最后，我们要来学习两样东西，第一，如何当好工人，第二，如何当好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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