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馆到跳蚤市场大约2英里，也就是3.2公里。王月生和阿宽决定安步当车，走过去，顺便看看沿途风景。
旅馆所在的贝斯沃特路以其优雅的乔治亚风格联排别墅而闻名，许多房屋都是白色灰泥外墙配黑色铁艺阳台，并装饰有精美的外立面和花园，住户多为医生、律师等职业中产。沿途常见双轮马车载着戴高礼帽的绅士，而女仆则挎篮步行去采购新鲜果蔬。
转弯来到皇后道，路上行人显着多了起来，新开业的“Whiteley's百货”（欧洲最早百货公司之一），占据整片街区，主楼为4层砖石结构，铸铁玻璃穹顶覆盖中庭，自然光倾泻而下。临街橱窗里陈列着法国丝绸与印度茶叶。
法国自16世纪起便是欧洲丝绸中心，里昂（Lyon）为核心产区。得益于弗朗索瓦一世授予里昂丝绸专营权后的王室支持，法国丝绸以精细工艺和艺术设计闻名。
法国本土气候不适宜养蚕，生丝主要从意大利、中国（经马赛港）进口，19世纪中叶后因欧洲蚕病（微粒子病）爆发，逐步转向日本、中东供应。
1804年约瑟夫·玛丽·贾卡（Joseph Marie Jacquard）发明提花织机，通过打孔卡片控制复杂图案编织，效率提升10倍，彻底改变丝绸生产方式。1830年代起，里昂的丝绸工坊引入蒸汽机驱动织机，逐步取代手工工场，形成规模化生产。1856年，里昂化学家发明合成染料（如苯胺紫），打破天然染料垄断，使丝绸色彩更鲜艳且成本降低。
从此，法国丝绸占据欧洲高端市场，出口至英国、俄国皇室，巴黎成为时尚风向标，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推动下丝绸礼服成为潮流。1850年代，里昂每年生产超50万匹丝绸，占全球产量的70%。
丝绸设计受新艺术运动影响，出现自然曲线、花卉图案（如设计师菲利普·拉斯洛的作品）。高级定制时装（Haute Couture）在巴黎兴起（如沃斯家族），丝绸成为礼服核心面料，巩固法国“奢侈品之都”地位。1851年伦敦世博会、1855年巴黎世博会上，法国丝绸斩获金奖，其“艺术与工业结合”理念获得国际认可。
虽然后世历史上，因过度依赖进口原料与手工传统，未能完全适应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最终在20世纪初被日本、意大利超越。通过技术创新（贾卡织机）与艺术设计保持高端市场垄断，塑造了法国奢侈品的国际形象。里昂的丝绸工艺于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美学影响仍存续于今日高级时装领域。
至于印度茶叶，18世纪至19世纪初，中国垄断全球茶叶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广州口岸大量进口中国茶，导致白银外流。为打破依赖，英国开始在殖民地印度试种茶树。
1823年，英国探险家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在印度阿萨姆地区发现野生茶树，后由植物学家确认其与中国茶树同属（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1839年，阿萨姆公司成立，开始规模化种植。英国殖民政府通过《荒地法案》（1854年）强征土地，建立大型茶园；招募印度贫困农民和契约劳工（如孟加拉、比哈尔的“茶园苦力”），形成强制劳动体系。
英国在印度引入中国茶工传授制茶技术（如小种红茶工艺），后结合机械化生产（揉捻机、烘干机），提升效率。1851年，印度首个蒸汽动力茶厂在阿萨姆建成。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印度茶叶经红海—地中海航线直达欧洲，运输时间比中国茶缩短一半，成本降低30%。英国通过“帝国茶叶”宣传，将印度茶塑造为“更浓郁、更适合加糖牛奶”的饮品（如阿萨姆红茶、大吉岭茶），迎合欧洲消费者口味。1870年代后，立顿（Lipton）等品牌通过广告和连锁店，推动印度茶进入大众市场。
印度茶园采用标准化种植与机械化加工，单产是中国传统小农模式的3-5倍，成本仅为中国茶的1/2。中国茶依赖分散农户，品质参差不齐，掺假问题严重（如添加滑石粉、染色），国际声誉受损。英国对中国茶征收高额关税（如1890年提高至50%），而对印度茶实行零关税，挤压中国茶在英联邦市场的份额。
1870年代，印度茶占英国消费量的10%；到1900年，这一比例升至90%，中国茶几乎被完全取代。印度茶通过英国殖民网络，倾销至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中国（如上海租界的“立顿红茶”）。美国市场也转向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茶，中国茶出口量从1870年的1.4亿磅暴跌至1900年的不足2000万磅。
清政府缺乏对茶业的现代化支持，技术停留在手工炒制阶段，无法应对印度机械化生产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摧毁江南茶区，加剧产业衰退。中国茶商依赖外国洋行贷款，利润被中间商攫取；缺乏蒸汽船和铁路，运输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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