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便是举荐。
訾官和举荐，就是此时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以及官员人员最大的预备役来源。
相比起只需要交钱和政审的訾官，举荐的门槛无疑要高很多。
其一曰：察举，二曰：征辟。
西汉初的察举，包括贤良方正，孝廉，饱读经书之博士门徒这三种。
贤良方正，被举荐者多为官员，偶有平民；举荐贤良方正的诏书，普遍会带有‘直言极谏’四字，亦有‘举贤良方正，以正朕之不逮’的字样。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贤良方正，普遍指敢于直谏，能救治时弊的俊杰。
这样的人，在被足够等级的高官，如郡守、郡尉等两千石官员举荐之后，会迎来皇帝的面谈策文，需要针对国家的政治现状，写出一篇符合现实，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章，谓之：策论。
这就使得，任何妖魔鬼怪，都将在那份名为策论的答卷下现出原形：究竟是真有才华，还是草包一个。
如果有才华，皇帝自然会不吝重用；如果是个夸夸其谈的草包，温柔一点的皇帝会给个名誉博士的名义荣养起来，暴躁一点的，估计就要牵连举荐人了。
这也是举荐出身的官员人数奇少的原因——对于那些高管而言，不举荐相安无事，举荐了还要担心被怪罪，蒙上一层识人不明的污点，何必给自己找不痛快？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不过，若是被举荐者确有奇才，对国家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皇帝的重用，那举荐人也是能沾光的——且先不提作为被举荐人，那个跃过龙门的小鲤鱼会感恩戴德，谨记举荐者的‘知遇之恩’，单是‘慧眼识英才’这一点，就能为举荐人捞取足够的名望了。
所以，当遇到确实有才华，优秀到不举荐心里都觉得亏的贤良之士，高层官员也依旧会大气的站出来，以名义作保，向皇帝举荐这个人才。
西汉最着名的两位贤良方正，就是举荐制度的获益者；其策论不仅直指国家之弊政，解决了国家潜在的或迫切面对的问题，个人名望与策论还流传于后世，广为人知。
——汉文帝梁王太傅贾谊的《过秦论》，以及汉文帝太子家令，景帝御史大夫晁错的《贵粟论》。
这样的人才，别说是从官员当中选了，即便是将全天下的百姓都算在内，每五十年能出一个，便是王朝之大幸！
对于刘弘而言，也只能用可遇而不可求来形容。
孝廉，则相对简单了：贤名远播，以德行入仕为官。
这样的官员，看似要求不高：不需要识文断字，也不需要有什么手段、能力，只要够孝顺，就可以被举荐。
但是，其标准也是高的吓人——孝廉者，孝名扬于周边五郡，闻名于庙堂者当之！
也就是说，要想被举荐为孝廉，就要让孝顺的名气传播到周边一圈的郡，并让朝堂内的某人听到：某某郡有某某人，做了这样一件事，当真纯孝。
在没有电子网络的西元前，这样的人出现的频率，根本不比‘国士’级别的贤良方正高多少。
只有最后一种看上去没多少能力，只能借着父祖余荫被举荐的‘博士子弟’，才是此时最大的官员人选来源。
这类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极具理想化，理论化；并不关心怎么样才能提高粮产，提高百姓生活质量，而是整日手不释卷，自怨自爱的指点江山，连如何开一里水渠都不懂，就认为自己可以带领天下走向盛世的文青。
好在此时还是西汉初，尚武之风浓厚，即便是最娇弱的儒家弟子，也大都挽的了强弓，喝的了烈酒；虽然并不会做什么实事，但也还算不得四肢不勤，五谷不分。
至于征辟，光从字面意思就可以明白：唯有学问做到天下闻名，无论文人士大夫，还是武官将军都能竖起大拇指，赞一声‘贤’的巨擘，才能得到被征辟的待遇。
所以，整个察举体系当中，真正能为国家源源不断输送人才的，只有最不靠谱的‘博士门徒子弟’这一类。
而最后一个官员选拔体系——恩荫，则完全是给贵族阶级的特权：只要达到一定级别，皇帝都会恩允这位勋贵，将家中子弟送入宫中，谓之曰：荫官。
说到底，就是皇帝光明正大的给贵族开后门。
而贵族子弟，自小含着金钥匙出生，吃喝不愁，也没有什么远大的人生追求，能有中上之姿者，都算是难得的‘名门虎子’。
所以，刘弘若想在短时间内，解决身边没人用的状况，就必须在固有的官员选拔体系外，另辟蹊径。
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是后世证明过其正确性的考举。
作为即便到二十一世纪，还能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良策，考举不止能解决刘弘地问题，甚至能解决全天下的问题！
要是刘弘手上，每年能出一百个殿士，那别提中央集权了，马踏匈奴也不过是几年后的事儿！
但无论是从文人基数，国家财政，国民财富状况，还是从舆论，施行难度等角度考虑，考举都不是一年半载所能促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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