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虹溪王宅门前，者黑嫫走了。而香港九龙寨城夯土墙围起的城寨，像一口巨大的坩埚，在夏末的空气里持续沸腾。三百二十户人家，近千口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与一种同样前所未有的压力紧紧箍在一起。那场驱逐林文谦的雷霆风暴留下的寒意尚未散尽，陈掌柜和刘老师主导制定的《城寨自治暂行公约》便如同一张巨大的、带着细密网格的铁网，兜头罩了下来。
九龙寨城的祠堂前挂起了红布横幅——“自治公约，同心共守”。陈启沅站在香案前，手里攥着油印的《城寨自治公约》（刘辉连夜刻的蜡版），声音比往日更亮：“从今日起，咱寨子有‘三必须’：娃要上学，老弱要管，卫生要讲！”
人群里，阿芳攥着纺锤的手微微发抖。她的小女儿阿玲今年7岁，昨天还蹲在门口玩泥巴，今早被阿珍拽着去学堂——那是用原清军祠堂改的，墙上贴着“天地玄黄”的描红纸，刘辉正拿着铜戒尺教孩子们念“人之初”。
“阿玲哭着不肯走，”阿芳小声对旁边的秀婆说，“她说‘阿娘，我要跟你学织网’。”
秀婆拍了拍她的肩：“忍忍吧，刘先生说这学堂能识字，将来娃能当先生、当账房，总比跟我学织网强。”
祠堂西侧的空地上，新搭了两间竹棚——一间是“育婴堂”，一间是“老病所”。育婴堂里，阿珍的婆婆正给三个月大的小宝喂米糊，竹篮里摆着刘辉从香港红十字会要来的奶粉罐；老病所里，65岁的李伯（首批20户的泥瓦匠）裹着旧棉被，阿强（铁匠组把头）每天给他熬两次药。
“李伯，喝药！”阿强端着药碗凑过去，“刘先生说这药能治您的老寒腿。”
李伯皱着眉：“苦得很！俺宁可疼着。”
“您老要是疼死了，谁教阿强打铁？”阿强把药碗往他手里一塞，“再说了，公仓的米够您吃，药钱从您工分里扣——您上个月打了三把铁犁，工分够抵十副药！”
李伯哼了一声，到底把药喝了。
寨子东头的老榕树下，消毒队的阿珍正带着五个妇女喷药水。她们戴着手套，拎着铜壶，见着人就喊：“把铺盖卷儿摊开！”、“竹篮里的米倒出来！”、“猫崽子别跑，等喷完药再抱回来！”
“阿珍姐，这药水味儿熏得人头疼！”阿秀抱着小美路过，小女儿直揉眼睛。
“忍着！”阿珍把喷壶举得老高，“刘先生说霍乱杆菌藏在老鼠洞、蟑螂屎里，不喷干净，咱寨子得死一半人！”她指了指墙角的死老鼠，“昨儿在后院挖出来的，肚子里全是病菌！”
公约的核心条款，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制力：
学堂令：七岁至十二岁孩童，无论男女，每日辰时（上午七点）至申时（下午三点），必须进入寨内新设的免费学堂。刘老师亲自编撰蒙学课本，教授识字、算数及基础匠作图谱辨识。违者，其父母将受重罚，直至驱逐。
抚幼赡老令：六岁及以下孩童、六十岁以上老人、伤病无法自理者，白日里必须送至寨子中央新搭的“安养棚”，由居民代表会议推选出的八名细心妇人统一看护照料，管两餐饭食。费用由公中支出。
防疫卫生令： 所有住户，必须无条件使用寨子统一发放、气味刺鼻的“消毒药水”和生石灰。每三日一次，由各户轮流派出壮丁，在专人（一个曾在广州博济医院做过杂役的跛脚汉子老吴）监督下，对自家屋舍内外、所有行李物品进行彻底喷洒、擦洗、曝晒。公共区域每日清扫洒药。寨内禁止随意倾倒垃圾、污水，违者严惩。此为死令，因香港霍乱横行，寨子绝不容瘟疫蔓延！
这三条铁律，如同三根冰冷的钢钎，深深楔入每个家庭原本相对独立的运转轨道。强制，是它们最鲜明的底色。然而，在霍乱的死亡威胁、陈刘二人不容置疑的权威、以及前期巨大投入的现实压力下，大部分住户选择了沉默的遵从。
学堂里很快响起了参差不齐却充满生气的读书声。起初有父母嘀咕“半大孩子正是帮手的时候”，但当看到自家娃儿歪歪扭扭写出自己的名字，或是算清了一笔小账时，眼里的抗拒便化作了惊奇与一丝不易察觉的期盼。安养棚中，老人围坐晒太阳，孩童在干净的地席上玩耍，妇人们忙碌着烧水、煮粥、照料伤病，一种前所未有的、属于集体的“安心感”在悄然滋生。消毒药水那浓烈刺鼻的气味和生石灰的白色粉末，弥漫在寨子的每一个角落，虽令人不适，却也像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外界的疫病恐慌稍稍隔开。
改变城寨内众人生活的，是三条公约。而支撑城寨存活的，其实是统一派工令：寨内所有成年壮劳力（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丁及无幼儿拖累的健妇），其工作由居民代表会议下设的“工务组”统一派定。主要任务：一、继续清理寨内废墟，平整土地，搭建更多临时棚屋以容纳新户；二、由工务组挑选技艺精湛者组成“外活小队”，承接寨外铁器打造、木器制作、成衣缝补及搬运力工等活计。所得工钱，扣除必要公共开支（如印兵钱粮、学堂安养物料、消毒药品等）后，按各户劳力贡献及寨内急需程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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